去我!——于振立及其实验(试验)艺术
2015年12月21日 13:58:43    作者:曲振伟   来源:艺术国际
  于振立把每一天都领悟成“生日”度过,最终以文本的方式收拾成为手记,并执著地称其为艺术家的另外一种作品——生日手记。

  无疑,2014年的于振立充满了传奇,因为当中再次发生了“生死”博弈之后的转折与升华。由此,2014年注定是于振立人生的又一个“纪年”,正如同他1949年3月2日的出生,如同他1994年12月26日的上山……每一次,也都预告着过去已经死亡,未来正恰逢新生。

  于振立把他的人生视作一场实验(试验)艺术,生活是媒介,社会是材料。人生因此充满了游戏、戏剧,充满了活生生地冲突以及忽然降临的惊喜。

  (一)

  最早接近于振立是1998年8月,我以艺术新兵以及报社美编的身份贸然闯入:大连金州大黑山响水观沟,一所“城堡”一样建筑——于振立工作室。

  事实上,打从1997年我大学毕业前来大连谋生,就一直打探于振立的消息。更早的时候,1994年《美术文献》创刊号发表了于振立专辑,满满的十多个整版的抽象表现主义绘画“体量”瞬间淹没于我。如今我恰在大连,岂不屁颠追随他去?然而,大连美术界的反馈却是“他疯了”、进山“出家了”。言外之意,于振立原本风生水起,却突然脑子遭了门挤,落草栖居了。

  于振立正式退隐大黑山是1994年12月26日。

  彼时,他早就物色建制工作室了:他需要一个可以理顺、安放以及展开艺术的精神家园,需要一个可以睡足24个小时,并能够肆意伸展懒腰、随手就地小便的自由空间。他其实早已厌倦了争执拥挤、红口绿影,他被迫选择了躲避和退让。尤其,他深受卡夫卡《城堡》的蛊惑已久,目光早已锁定了就近的大黑山:一来大连是家乡,母体本源,他割舍不下家乡艺术的脐带;二来如若选择北京,则和他绘画中的精神指向、生活习性都很遥远,与其远漂不如近触。

于振立大黑山工作室

  一年之后,夏天,我几经周折最终摸进了于振立的领地。这是自金州沿国道向东一经过了铁路桥刹那之间就都远离了喧嚣与纷扰的原野,满眼青翠,背山依水,别有洞天。远远地,果然,如同“城堡”那样的、完全脱离群众的屋舍,一定就是目的地了。没错,最早也是瓦屋三间,之后于振立就地取材利用山的环境、脚底碎石作为“现成物”一步一步扩建开来的。重要的是,于振立把他长期实践的视觉艺术融入了建筑,所见简直就是一所艺术迷宫:画室、客厅、道路、茅房,全都嵌入了意味深长的文字图像、几何图形、八卦符号,甚至连废旧桌椅、轮胎、电视、磨盘、瓶子,也都当作艺术材料再造成了雕塑或装置——果然是一处神秘、惊喜得可以“安放以及展开艺术”的理想国。

  那一年,第一面我就以一个新兵的姿势“生硬”撰写了我人生的第一篇报道——“向死而生的老于”,从此便歪歪扭扭地涉入了记者的身份,从此便里出外进地游走在了艺术的边缘。

  然而,所见总会是表象。没有人真正看得见,享受“城堡”的于振立同时还将经受蚊虫的侵犯、严冬的摧残、杂草的攻击,还将应对村民的自私、市民的干扰、孤独的折磨。于振立说,上山意味着蒙难,蒙难意味着死亡,死亡意味着新生,在与城市、人群隔着距离再交往的数年当中,他看到了人性,看到了本相,看到了艺术。他突然“放下”自己,从此开启了一场“艺术介入生活”、“生活介于社会”的实验(试验)艺术过程。

  于振立从当地雇来两位王姓村民长期参与工作室建设,“二王”因此学得十八般“艺术”,瞬间成了闻名乡里的“砖家”,从此脱贫致富,鸡犬飞升。城里来了客人,他遂下厨烹炒,吃酒算命,客人一走,他且料理家务回归日常。坡间随手摘来野菜打发晚餐,葵花低头垂脸任凭山鸡啄食,蝴蝶翩跹俨然情人,黄狗不惊相依为伴。久之,于振立就把生活和艺术嫁接得井井有条天衣无缝。

  有时候,于振立把生活看得比艺术还要重要。

  阅读,是于振立进山以来的重要行为,《读书》、《人民文学》、《画刊》、批评界文集,每每挤满案头,德里达、福柯、哈贝马斯、霍金、维特根斯坦,总是嘴边常客,一个人的时候,他就打开文字,与思想家们推杯问盏惺惺相惜。或者,他倒戈时差把最寂静的热情留给中央5频道里的“巴塞罗那”抑或“皇家马德里”。他还鼓动大家善于阅读,时常引领大家进到书店让大家选书他来买单。

  书写,是他每天的必修课程,自打1994年12月26日上山,他就养成了每天撰写手记的硬习惯,他把生活经历、阅读感悟、生命体验、工作室改造方案一一写成手记抑或涂成画图,至今也有20整册三百万字。手记成了他生命的另外一个形式,另外一种作品,他称其为“生日手记”。一不留神,大家就都成了他手记的一笔染料、一个角色、一回试验品——所以,大家注意啦,干脆做个好人、当个好材料啊!他还约请印刷厂专门装订了一批册页,分发给大家也能写写画画。手记也是一面镜子,随时就能引导进入自我剔除。

  事实上,1998年我最早见到的于振立,没有女人、汽车、手机,倒是一身轻松,有的是衣衫褴褛、身单影只,孑然一条光棍。唯独,他对工作室的营建热情愈演愈烈,城里的各色人等源源不断地前来造访,他便赠以书法、“算命”、思想、情怀,借以“化缘”的方式“低三下四”地置换用于改造工作室的水泥和废旧物资。可喜的是,至1999年,于振立采用多种城市“下岗”材料成功实现了第二轮工作室的扩建,这意味着,于振立工作室逐渐和公共艺术孕育了关系。

  2000年12月26日,于振立举办了上山以来的首个“工作室开放展”,他为此花费一年多时间,专门创作了30余幅抽象绘画《彩虹写真》,然后全部赠送给了曾经帮助过他的人。当日,所有人在留言签名时,也都收到一布袋注有“明目爽心、清热泻火、补虚拨神、花光六腑、振立培植、老母采集”说明的千头菊花茶。于振立开放工作室,赠送画作、千头菊原意为答谢,他却解释为“逐缘”,意味着他在有意识地进行社会“交往”,他的实验(试验)行为正在发酵。

  2003年,于振立向社会发出一封“收集废瓶子”的公开信,他把“不能回收的、即将遗弃的”瓶子收集起来,然后做成各种造型的装置以及用作建筑的综合材料。至今,于振立已经收集酒瓶、药瓶、酱油瓶、香水瓶数以万计,做成的装置数以百计。诡异的是,装置肚子里面全都装盛着他的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

于振立大黑山工作室外装置

  于振立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消费时代,人们到处扔,他在到处拣。

  他还说,瓶子空了都很美。他其实也是一个空瓶子。

  如此在一而再、再而三的“交往”当中,于振立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导演”社会以及他者积极参与到了工作室的营建过程,工作室因此从居住、工作功能的私密性,向着开放、融合功能的公共性转向。至2008年工作室第三轮扩建之后,这一公共性质就越发明确和凸显。尤其,2010年工作室放大时忽然新增了两个顶层多功能厅,按照规划,这些空间同时具备艺术展览、创作、交流以及影像放映、资料典藏等众多功能。

  2010年8月19日,于振立工作室多功能厅二层首次推出了《第二回“8+1”艺术展》,展出了王连义等7位金州艺术家的绘画,同时在《画刊》配发了展览专题,于振立全程出资为大家的艺术创作架桥铺路。2014年7月15日,多功能厅一层又改造成为“大黑山影像艺术空间”,并连续举办了两届“影像艺术展”,展出了来自全国的实验短片、试验剧情片和纪录片。根据规划,“大黑山影像艺术空间”将发展为集影像艺术研究、创作、交流为一体的公共平台,旨在对于影像本体语言的探索、艺术观念的影像表达以及影像艺术的典藏。

  艺术活动的开放式进行,预示着于振立工作室的彻底社会化。近年来,于振立对于工作室的未来早已阐明了态度——他希望能够以艺术家的精神家园回馈社会,他希望能够作为一所艺术高地铸造大连身份。

  (二)

  1997年我踏入社会原本并不适应大连,时刻准备逃跑的。彼时,大连被广泛定义为“文化沙漠”,甚至连诸如放飞思绪寄宿心灵的酒吧场所都空前鲜见,更甭提画廊美术馆了。彼时,每每我被满眼霓虹刺穿眼底挖空内心的一刻,便连夜飞奔上山,只有进到于振立工作室,我的身体才能再次填满活着的能量,以及提取留存大连的现实意义。如此茫茫沙漠我转身便有绿洲,如此浩渺大海我触手可及渡船。如此,我在大连筹办《半岛艺术公社》,并着手艺术活动策划,着眼文化生态建制。

  自然,目标一定锁在于振立的。他是高山,也是大树。

  时间已是2009年,又是夏天,我在《半岛艺术公社》连续刊发了于振立艺术历程之政治宣传画、之现代艺术、之抽象表现主义、之后现代艺术等系列专题,最终把于振立顶到墙根,进而促成了12月26日在大连劳动公园举行的大篷展——“归兮·于振立40年艺术展”。此次可谓于振立一次总结性的文献展,以他40年的艺术人生为线索,分别展出了政治宣传画、写实绘画、写生习作、表现主义绘画、抽象绘画等,诸多作品从未面世。展览同时以繁华高耸的青泥洼为背景,以公共亲民的大连劳动公园为场所,以象征边缘、自由的帐篷为展厅,集中揭示商业时代的浮华以及文化生态稀缺的社会现实。

  展览海报设计时,于振立执意要求把他的照片缩小和虚化,他一再强调自己终将退后消失,最终只能留下艺术。事实上,于振立的艺术历程从文革时期的政治宣传画到新美术浪潮时期的现代艺术绘画,再到表现主义、抽象艺术、实验(试验)艺术,恰巧印证着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演变过程。尤其,1989年刚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助教研修班毕业的于振立,在中国美术馆参加了“8人油画展”,其表现主义画风独领风骚;1993年于振立又革命性地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极端异类的“于振立绘画展”,并且其“纯书写”抽象艺术已经登峰造极……以至于,批评界始终评价于振立是中国真正具有典型性的个案研究价值。

  “归兮·于振立40年艺术展”同时展出了于振立自1994年“上山”以来对于工作室的“营建”艺术。这是“他疯了”、进山“出家了”的主要行为,也是他架上绘画之外最具戏剧性、革命性的行为,他为此一意孤行、锲而不舍。尽管,此前的10余年来,屡屡都有批评家对他“一味投身建筑、反而耽搁正经创作”的行为持以抱怨甚至批评姿态。

  之所以提出“归兮”主题,意在应对经济全球化以及消费时代所引发的区域间生存环境、文化生态、精神诉求的变化,以及当代艺术在历经西方现代主义洗礼过后,再度陷入商业、名利以及风格符号的陷阱境遇。“归兮·于振立40年艺术展”的意义恰恰在于:通过于振立的绘画精神以及1994年的“上山”行为,完成对于时代趋势的一次质问,以及对于当代艺术现状的一声批评。同时,展览也实现了于振立的一次回归,毕竟他自1994年远离“中心”已经15年之久,他以一场文献展的方式完满地回馈家乡。他说过,他割舍不下家乡艺术的脐带。

  “归兮·于振立40年艺术展”的另外一个意义在于批评家刘骁纯以及企业家商成光的出席和介入。此后,刘骁纯全新审视于振立1994年上山“营建工作室”的艺术性质,商成光全面树立收藏于振立的信心。

  2010年夏季,刘骁纯专程前往于振立工作室,并提出了举办“于振立专题”批评家茶会的构想。2011年6月25日-26日,经由刘骁纯主持的“社会雕塑与行为艺术理论茶会”在大连金石滩国际会议中心如期举行,水天中、栗宪庭、陶咏白、贾方舟、邓平祥、卢新华、徐虹、王林、吴鸿、林学明、陈默、黄丽诗、蔡萌等20余位批评家和专家学者会聚大连,就于振立及其18年工作室营建行为“把脉”研讨。至此,于振立的18年工作室营建行为戏剧性地画一句号。

  更加戏剧性的是,“社会雕塑与行为艺术理论茶会”反而变成了于振立“拷问”理论家和批评界的一堂试验课,这让那些屡屡质疑于振立“一味投身建筑、耽搁正经创作”的“砖家”一时不知所措半晌不知所云。

  茶会由商成光赞助举办。此前一年时间,商总通过于振立本人以及社会各界全力收藏于振立的作品,并于茶会同期举办了“于振立绘画艺术收藏展”,共计33件(组)。会后,刘骁纯、栗宪庭二位高山一蹴而就——决定强强搭手在北京组织一场更大的于振立个展。

 2013年“自逐—于振立个展”

  2013年9月29日,经由栗宪庭策展、刘骁纯担任学术主持的“自逐—于振立个展”在今日美术馆响亮开展,展览采用倒叙方式,主展厅是于振立1994年到2012年的生活场景,侧厅是他18年的手记,二楼“触摸”展出1989年至今的部分综合材料抽象作品,三楼“激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政治宣传画印刷品,以及文革后风格激变时期的作品。栗宪庭说,展览企图表达于振立对现代生活和中国疯狂的城市化的一种自我放逐或者是一种心理的拒绝,也是对艺术作为一个名利场的拒绝,回到一个他自己的状态。“自逐—于振立个展”也被作为今日美术馆的年度大展广为推介,馆长高鹏也被于振立的“个案”深切打动。

  如此,“自逐—于振立个展”终将作为一种实验精神、独立意识、特种方式,而载入史册,它印证艺术本相的现实意义以及艺术家身份的不可变异。

  然而,“自逐—于振立个展”规模空前,消耗巨大,期间不免发生展览之间的彼此纠葛以及代价权衡的种种较量,以至于身心疲惫的于振立几度陷入焦灼和煎熬当中,尤其展览过后,他的苦楚继续发酵,人生瞬间跌入谷底。没有谁愿意看到谁正在陷入痛苦,然而痛苦真的空前降临。挡是挡不住,或许只能依靠时间得以医治。

  恰巧,时间迎来了2014年。无疑,这是值得探视的一年。

 (三)

  于振立于1949年3月2日出生在辽宁大连金州区华家镇于家村,农历为二月初三,即己丑年丁卯月辛卯日生。据悉,他落地在热烈的午时十一点半,命中有牛、马、兔之相,象征晨曦银鬼又属春醒之气的炉中之火,注定抗寒冷或孤独。意思是,他精力旺盛,能量超群,但却疲于劳作,冷落寂寞。

  事实如此,于振立的一生精彩自由,却也风雨兼程,例如他生于1949年,父亲却在1959年彻底失明,他自幼承担了保护父亲的重担;例如1979年雨季,家里漏雨发洪水淹没习作及招贴画原件1000多件,重要的艺术“前程”毁于一旦;例如1989年离婚,自己完全陷入虚极;例如1999年他放弃大连油画家学会会长等职,并提前内退公职;例如1994年,他选择上山意味着蒙难……

  此番“自逐—于振立个展”,于振立再度身临风雨,挡也挡不住,排又排不出,“险情”一触即发。好家伙,“战胜痛苦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让自己更加痛苦”——最终,于振立再次选择了“退让”,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自己的绘画全部卖出,再度把自己置入虚极。

  至此,于振立彻底一无所有,所剩只是卖画所得的一卡现金。

  时间恰巧迎来了2014年。果然,于振立轻装上阵,重新点燃生活的引信。起先,他拿出大把现金,分发给儿孙、亲戚、朋友,甚至连更远的老同学、旧同事、新邻居,也都创造机会买单请客。过去一味埋头搞“事业”,冷落了乡里乡亲,他要一点一滴找回来。对于自己的“过失”,他随时展开自我批评和自我剔除,他希望“明晰直觉,清扫污秽,守护灵魂”。

  有时候,于振立把做人看得比做艺术家更重要。

  然后,他把重心放在了青年艺术家身上:或者他召集大家上山聚会,理由也不一定充分,不过只是吃上一顿小烧烤;或者他组织大家去上海看双年展,可他连半个楼层都没走完,就又出门找餐厅喝小酒了;展览是一定要搞的,山上缺少影像,那就干脆做个影像艺术空间,“8+1”也很重要,但是需要提高质量……一切又都变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2014年10月10日,于振立忽然拿出一百万人民币,创建了“8+1艺术基金”,以用于资助青年艺术家的创作、展览和交流。目前,该基金已全面启用,并经由第三方代理管理,已资助艺术展览、艺术家个体4例。

  “8+1”的概念起自2002年在大连八一路隆泉华庭会所举办的“8+1”大连现代艺术展。彼时,原本是由于振立为隆泉华庭地产老总创作一幅抽象绘画的,途中,经由于振立提议,卖画行为又变成了举办一场展览。于是,大连便有了前所未有的具有规范意义的当代艺术展,理由是有企业家赞助和批评家介入,其中,批评家吴鸿至今与大连保持着往来,成为大连当代艺术重要的见证者和提携者。

  第二回“8+1”艺术展起自2010年8月19日,于振立工作室成功实现了放大工程,为举办“仪式”,特组织金州的七兄弟展览。此次展览是于振立工作室由私密性质转向公共性质的一次预告,同样重要的是,展览促使“8+1”的艺术符号再度延伸,并且,至今已经成功“延伸”了七届,逐渐成为了大连的一个艺术现象。

  于振立“割舍不下家乡艺术脐带”的情怀,不是说说就算了的,这如同他修建工作室,一切都需要一砖一瓦地累积,一步一步都需要他亲手触摸搭建。

  此番他又想举办“2014于振立手记+8个方案”艺术展,表面看似乎是2013年“自逐—于振立个展”侧厅展出“手记”部分的延伸,这符合于振立艺术展览一贯的“线索”逻辑。当然,这同样符合于振立的艺术逻辑,“手记”无疑正是记录他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在他这,生活恰恰是他最大的艺术。

  想来,2014年的手记无非装载着发生在他身边的人和事,并且,展览附带的“8个方案”也分别由8位(组)大连本土青年艺术家完成,意味着于振立展出的不是自己,又是他者。

  当代,还有什么比“生活”更能生发积极意义……

  1997年打从我来大连所能听到看到的于振立,犀利,严苛,癫狂,神道,愤怒,谩骂,忧伤,疾苦……都是他真实的表情,但我看到更多的,他把自己与社会的所有对立,全都演变成了一团熊熊燃烧着的烈火,他燃烧自己,照耀他者。从中,我能清晰地发现他所“剔除自我”之后的活着的真正品质:呼吸,热情,诗意,关照,坚忍,思辨,表达,牺牲,革命,锐进……

  由此,我所看到的艺术家于振立,同时也是村民于振立,劳模于振立,党员于振立,战士于振立,诗人于振立,父亲于振立,先生于振立。

  那一年,第一面我就“生硬”撰写了“向死而生的老于”,从此便歪歪扭扭地涉入记者身份,从此便里出外进地游走艺术边缘。一路走来,借助于振立,我能直接对话诸如刘骁纯一样的批评泰斗,伴随于振立,我能自由穿梭诸如栗宪庭教父级策展人的大门,靠着于振立,我的东张西望的杂念逐渐矫正条理,寻着于振立,我的横七竖八的方向逐渐澄清路障。

  2015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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