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冰:从《文化动物》到《凤凰》,从言说中国到中国言说
2016年01月07日 12:01:45       来源:群贤艺术网

 

 徐冰(中)和汪晖对谈“经验中国&书写中国”,对谈由戴锦华(右)主持。活字文化供图

  谈个人经验,艺术家徐冰总要讲插队的经历,学者汪晖则不少了要提当工人的经验。这两位连北大教授戴锦华都称之为当代世界重要的艺术家和思想者,他们从个人经验出发谈到中国经验,从言说中国聊到中国言说,间以戴锦华的妙语,2015年12月27日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套用一句俗语有一场“思想盛宴”,绝不过分。

  活字文化总编辑李学军介绍,徐冰与汪晖的对谈源自于他们出版的《视野丛书》,该丛书由六位各个领域的大家撰写——徐冰、汪晖、李零、张承志、韩少功、李陀。丛书出版后,活字文化和北大光华艺术与管理研究中心组织了活字文化论坛的第一场活动,由徐冰和汪晖对谈“经验中国&书写中国”,由戴锦华主持。  

当地时间2013年12月9日,美国纽约,徐冰的《天书》在大都会艺术馆的“当代中国水墨的过去与现在”展览上展出。视觉中国资料

  “我携带着社会主义背景艺术家基因”

  在纽约时,曾有人问徐冰:“你来自这么保守的国家,怎么能搞出这么前卫的东西。”徐冰回答:“你们是博伊斯教出来的,我们是毛泽东教出来的。博比起毛,可是小巫见大巫。”徐冰从不否认毛泽东作为一个大的社会雕塑家对他的影响。

  徐冰深谙毛泽东对于他们那一代几乎烙刻般的影响:“我们连说话的节奏和语气都是从背诵他的语录中来的。”插队之后的20年,徐冰周转于中国与美国,像一个社会观察者,行走于两种制度之中。

  徐冰曾一度为难以融入西方艺术圈而诧恨,也曾一心想摆脱自己身上所背负的文化负担。但是,现已60岁的徐冰反观自己的创作,终究毫不讳言地承认自己携带着深厚的社会主义背景艺术家的基因,并坦言“随着年龄的增大,我再没有精力去掩饰属于我真实的部分”。

  如果没有上山下乡、没有“文革”,徐冰的人生将是另一副模样。从这个层面来讲,徐冰之所以被书写成今时今日的样子,“社会主义经验”乃是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徐冰在其新书《我的真文字》《愚昧作为一种养料》一文中回忆了自己插队时的经历:他曾在收粮沟对面的山坡上看杏树,彼时读到了一段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思想的论述,这段话令徐冰深为震动,他自述这让他“第一次感觉到艺术事业的胸襟,以及其中崇高的、明亮的道理。”这是徐冰最早的一次有效的艺术“理论”的学习和艺术理想的建立。

  也是在插队时,徐冰第一次看到在书记家的柜子上贴的“招财进宝”“黄金万两”四个字被写成一个字的形式。落后的乡村中,老百姓们每逢白事,就充分体现出对于“观念性”的重视,他们会抄录一些“鬼画符”,取其象征意义,来跟阴间沟通。这种扎根于中国乡土的对于文字与符号的处理方式满是朴拙却又饱含深意的。乡民对于这种符号有着近乎偏执的盲目崇拜。徐冰后来创作的《天书》,若要回溯其根源,多少可以追溯及此。

  这一时期,徐冰还发动当地的农民和知青进行文艺创作,办了一本叫《烂漫山花》的油印刊物,他担任美工,兼刻蜡纸,并花了许多心思在大报的字体上。徐冰说:“我对汉字的间架结构有很多经验,那是‘文革’练出来的。”

  徐冰不认可现在普遍把“毛泽东”与“社会主义”所进行的符号化与简单化的处理。他希望从毛泽东的思想方法中,获得变异又不失精髓的、传统智慧的方法,并成为自己世界观与性格的一部分。而就《愚昧作为一种养料》中徐冰的陈述来看,他也的确对于那个时代给予他的东西做了恰如其分的选择与处理。

  与国际对话的尝试——《文化动物》

  徐冰深刻体味着人生活中的转折对思维聚集能量的作用。这种聚集通过人主动调整与改变自己所缺失的东西、观照内心、挖掘潜质来完成。徐冰经历的每一次转折,都使他感受着破茧之痛,也使他因而看得更深刻一些。

  刚去美国的时候,徐冰就面对了一次大的转折。这个阶段用戴锦华的表述是——徐冰的“言说中国”时代:1980年代畅行于整个中国的“全盘西化”的思想,对于站在社会前沿的徐冰有着耳濡目染的深刻影响。那时候徐冰就非常希望自己的作品是国际化的,是全球视野的,是和西方接轨的。徐冰1990年代刚到美国时,曾努力想抛却自己从中国带来的、他自认为很土的艺术方式,希望寻找一个途径融入到西方的语境中。

  但是很快,徐冰发现西方认可的绝非是被他们同化的东西,相反,他们特别看重徐冰特殊的文化背景——“变了形、或者是变形的传统文化,通过社会主义的一些方法体会到的传统文化的作用与社会主义时期的传统”。西方需要艺术家将其身上所携带的有益的文化基因提交给他们,以补充文明发展阶段的盲点。

徐冰在1994年创作的《文化动物》

  徐冰在1994年创作的《文化动物》就是对于中国一次极富深意的言说。

  徐冰自述创作之初,他希望将这个作品命名为《一个转换案例的研究》。当时的徐冰喜欢思索深刻的问题,并一心认为他的作品需要比较重的文化准备与负担,比如像《天书》这样的。但后来他发现美国人对于中国与中国文化的关注其实很低,即便徐冰赋予作品以厚重的文化意义,美国人也并不一定能了解与认可。

  徐冰认为《文化动物》是一种尝试。“我很希望我在表述方式上是特别国际化的,所以我就想尝试一种直接的视觉、带有一定挑战性的语言来创作,以和国际的艺术语境对接。”

  徐冰指出,《文化动物》这个作品用了纹身猪这样一个形式——公猪身上印有拉丁字母、母猪身上印有“天书”。展览开始,工作人员打开栅栏,母猪进入公猪猪舍,公猪发现异性,对着母猪嗅叫,接着开始在铺满书籍的猪圈里追逐,最后在一个角落里,公猪如愿以偿地“强暴”了母猪。在这场暴力事件中,从“纹身”样式来看,公猪代表了英语世界的“西方”,母猪则代表了汉字世界的“中国”。

  徐冰利用动物的非理性思维和生理驱使,展示出中西方文化的交融、碰撞或排斥等复杂关系,完成了中西方文化关系的叙事。徐冰自叙:“这其实是当时一个情绪的表达。因为当时在那样一个阶段和语境中,你会随时感觉到对强势的、带有强权性的西方文化的不满。”

  这是徐冰初到美国的作品,这次展览所选择的猪的形式也被认为是从西方艺术表达中借鉴来的,徐冰后来反思:“我认识到了当代艺术系统当中的弊病和它生效的方式所存在的问题,这和我们的传统文化、和我们对艺术的体会,和对理念、系统的认识有种出入。”他坦言,几乎每一个作品都是给自己找一个想事情的特殊的空间和场域。

  他一边做作品,一边挖掘文化。创作《文化动物》时,徐冰是在传达一种对于西方强权文化的不满,但用的是国际化的表达方式。

  汪晖阐述这种创作:“以西方为方法的时代。我们都以西方作为我们的方法,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在西方透视下来看待的”。徐冰这个时期的创作恰如汪晖所言。

2010年3月28日,艺术家徐冰历时两年制作完成的装置作品《凤凰》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展出。东方IC 资料

《凤凰》局部

  “吊装那么多艺术品,《凤凰》是唯一一个跟我们有关系的”

  2008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徐冰踏足一个建筑工地。庞大的、断裂的、建筑废料像残骸一样展现在他眼前,他没想到豪华的高楼大厦背后是这个样子。

  当时徐冰就萌生了用这些建筑材料进行创作的想法。最开始徐冰考虑过做成一只鹤,几番思量,觉得没有任何一个意象能像凤凰一样承载那么多的文化意义,所以最终决定做成展翅高飞的凤凰。

  汪晖谈到,他曾在四个不同的场合见到徐冰的装置作品《凤凰》。第一次是在通州的一个工厂里。当时徐冰本来想将《凤凰》装到财富中心,但是因为空间冲突被“驱逐”出去。汪晖当时就跟徐冰说,有时候被拒绝是挺好的,“一个艺术家对于一个空间的介入是有意思的,因为这样使得这个作品变成了一个动态的过程。凤凰被逐出财富中心的过程一如瑞贝拉的壁画被驱逐出洛克菲勒中心,过程的周折反而赋予它新的意义。”

  徐冰当初选择财富中心,是希望用财富积累成的表面的金碧辉煌来与凤凰所代表的的辉煌背后的粗糙和现实感来做对比。《凤凰》与财富中心在形式上的冲突,究其内里更像是强大的中国现场气息与代表着底层状态的文化,与看似繁荣似锦的现代文明的对抗,这场抗争终究是以《凤凰》的落败收场。

  汪晖接着说:“第二次是把凤凰放到世博会的一个车间里,因为只有那个车间能够承载这个凤凰,那个倒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产物。”

  汪晖第三次见到《凤凰》则是在纽约圣约翰教堂。他看到透过教堂玻璃的阳光洒落在凤凰身上,钢铁铸成的凤凰居然有那么几分柔美。徐冰谈,当时他希望将《凤凰》安装在教堂,大主教非常高兴。徐冰表示,凤凰的朝向应该是冲着门口,这样就不会有歌功颂德或者单一化的信仰解释。大主教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宗教两千多年有两千多种解释。

  徐冰介绍,他的凤凰来自底层,宗教也关怀底层、给底层人以慰藉;至少在这一点上,二者不谋而合。当凤凰被安置到教堂中,它本身有着一种精心打扮的尊严,但是它也带着累累伤痕,和教堂构成了一种特别有张力的空间。

  《凤凰》在圣约翰教堂吊装的时候,负责吊装的工人们和徐冰说,这是他们第一次觉得自己所安装的东西和他们有关系,这些建筑材料于他们而言是无比亲切的。他们或许并不能明白《凤凰》所承载的文化意义,但是他们却能从《凤凰》的每一个组件上看到他们这个群体的劳作方式与生命方式。

  汪晖最后一次见《凤凰》是在威尼斯的一个军械库的军舰里。汪晖说:“那个凤凰比较凶狠,像一个战斗机要冲出来一样,有一定暴力性的感觉。但是它是遮蔽的,就是遮蔽和要冲出来的感觉。”

  不同的场景赋予《凤凰》不同的意义。它在四个空间当中游动,用艺术的语言和方式解释着世界。

  汪晖解释《凤凰》:“徐冰《凤凰》的质料是垃圾。徐冰提到尊严的问题,劳动者的尊严,但是劳动者的尊严在传统意义上是建立在劳动的价值基础上,劳动同时还表现为剩余。在经济危机的时代产能过剩,同时表现为劳动的剩余。所以这个时代里劳动者的位置、价值及尊严的基础到底是什么,是需要重新思考的。”

  《凤凰》身上具有浓重的中国气息,当在美国圣约翰教堂展翅的时候。徐冰显然已经不再用初到美国时那种对于中国文化遭受西方“强凌”的忍辱负重的言说。

  “凤凰”这个符号是中国的一种民俗样本;凤凰选用建筑垃圾做材料,包含着浓厚的本土经验;凤凰巨大的身形以及钢铁的尖锐冷钝的构建极富威慑力的,其体量的巨大与摇摆的咄咄逼人反映的是现实的“中国状态”。《凤凰》带着这些中国符号飞舞在西方,徐冰很好地完成了一次“中国言说”。

  “戴锦华:徐冰的作品绝大部分会唤起我的身体反应”

  戴锦华毫不讳言:“看完徐冰的《文化动物》,在展厅里我还装着很有涵养的样子,但是一出来,我就直接找一个地方吐了。徐冰的作品绝大部分都唤起了我的身体反应。第一次看《天书》的时候就有种非常强烈的窒息感。看到《凤凰》的时候那种震撼,首先是生理性的,然后才是精神性的。”

  徐冰回应:“我的作品总是令高知识阶层产生特别的感觉。我的作品有时候是进也进不去,出也出不来。”

  徐冰回忆在策划《文化动物》时,曾去种猪场试验。他的团队中有个女孩子,徐冰很担心配种场的氛围会让她不适。但是到了却发现,

  那里负责采精配种的都是女工,她们对这些都习以为常,她们即使看到了《文化动物》也不会有任何反应。同样的,《天书》拿给文盲看,他们除了觉得很壮观、很美之余,没有任何实质的效用。

  《文化动物》布置展场时,徐冰买了800多公斤的中英文书籍,铺散在猪圈。当猪开始追逐交配时,散落的书被踩的一片狼藉。当一个深谙中国文化与艺术状况的人去看,心里满是恻隐与沉重。同样的,《天书》拿给一些老教授与编辑看,他们看到这些“错乱”的文字没有一个是自己认识的,这些跟他们一辈子的经验都是倒错的,他们也会有巨大的不适感。

  徐冰关于美有自己的看法,他的作品不考虑美、形式、语言。他不希望在任何既定的概念的前提下展开思维。他认为“只有找到一种新的艺术的表达法或者新的艺术形式,才完成了艺术家的一个本质的工作,你才能够被载入艺术的历史。”《文化动物》如此,《天书》、《凤凰》亦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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