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有自己的当代现实——对话傅新民
2016年08月17日 13:28:04       来源:艺术国际

  

穿行No.25 70cm×35cm×60cm 木 不锈钢 2014

  艺术虫:在您身上,集合着农民、学生、军人、艺术家等多重身份,每一身份的背后又延伸出独特的经历经验,这多重身份和不同经历给您的艺术创作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其中您最喜欢哪一种身份?或者说您最希望以何种身份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傅新民:我是共和国同龄人。应该说,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有着显著的时代烙印,我们亲历了新中国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许许多多人都曾经历过各种身份的转换,这种转换有时候可能是显著的,比如我自己。但更多时候,它其实是发生在隐性的精神层面。我自己的经历也许可以说得上丰富,我曾在部队干过二十几年,后来又在公安系统从业二十年左右,但几乎从我孩童时候开始,就保持了对于艺术的强烈兴趣。所以,虽然有多重身份的交替,但艺术爱好者、艺术家这一身份应该贯穿了我人生的所有历程,应该也是我自己最钟情的一个身份吧。我的创作主要依靠自学,我上过体育学院、军事学院,就是没上过艺术学院,也因此我始终觉得遗憾。但反过来说,也许恰恰是比较丰富的社会阅历,可以让我有机会更多的深入到现实,深入到社会,它给了我一个更为开阔的视野,也使我始终保持着一个“大我”视角,使我能更强烈的体验到来自时代脉搏的跳动和召唤。即使到现在,我依然有源源不断的创作冲动,它们主要来自现实生活给予我的活生生的感悟。

  这样看的话,你所说的多重身份,可能首先使我对艺术创作的立场有别于一般的学院派?我首先是从现实、从我自己对现实的观察、感受、体验和思考中有了冲动,进而寻求我所理解的能够同样回应这些内容的艺术形式。除了艺术技巧之外,也许我更加注重艺术对于现实本身的回应,我的所有创作,确确实实是先感动了我自己,先让我觉得有强烈的表达欲,并且不会过多受到来自所谓的规范的拘囿。基本上,我在创作中保持了一个自由的状态,每一次创作我都带着跃跃欲试的热情,试图寻找的一种新鲜的表现形式,不重复他人也不重复自己。

梦魇5  2015.7

梦魇16  2015.8

  我并不在意人们会怎么看我,但我真的很在意人们怎样看我的作品。当我的作品激起他人的共鸣,或者是遇到有兴趣与我交流艺术的朋友,是最让我开心的一件事。这么多年来,我的朋友圈子里能保持持久联系的大概越来越多是属于热心跟我探讨艺术的这些人吧。

  艺术虫:一度有人认为,当代艺术与前卫相关、与市场挂钩,在对当代艺术进行解读的过程中,传统审美标准已无法适用。当然这种观点是比较片面的,甚至可以说是误区,可能主要源于部分让人难以理解的前卫作品的诞生以及部分当代艺术作品在市场上的拍卖数据。但您的创作却呈现出另外的形态,给予观众新的视角去观看、审视当代艺术。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您始终坚持自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同时自觉地与市场保持距离,您的作品虽富含抽象元素,但无论其主题、意象还是表达的情感,都与当代人的现实生存状态息息相关,让观众能够或者愿意去理解和接受。您如何看待上述观点?您眼中的当代艺术是怎样的?

  傅新民:关于当代艺术,可能每个人都有他们各自的定义。但我的理解是,就算我们所谓的“当代”与过去、与传统存在天大的差异,但它总不可能是从地里蹦出来的吧,它必然我们自身的艺术传统存在某种联系。我并不认为“传统”是死的、过时的、旧的、无价值的。特别对于艺术而言,不论古今,艺术所要传达和表现的总是关乎人的情性、精神,这里面总有人性的某些永恒不变的东西。当然,与传统艺术不同的是,我们处身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很多经验、体验和感受那又是大大有别于传统社会,传统艺术的形式是对应于相应的时代,基本上它的程式也都已经固定化了。我们今天如果仅仅照搬,那是很不适宜的。我觉得中国当代艺术面临的难题,在于怎样在自己的传统中寻求有价值的、可利用的资源,用当代的视野和思考重新激活它的意义,使之焕发出崭新的生命力。

  就我自己的创作实践来看,我曾经执迷于传统艺术,在根艺和水墨方面也很用了不少心力。但当我逐渐谙熟了这些技巧,收获了不少肯定之后,却对我所做的一切越来越迷惑:那就是,我心里一直涌动的来自现实的种种感触、思考和体悟,和我做的那些东西似乎越来越不合拍,每一次创作完,似乎不是释放,而是变成了一种郁结。当这种困惑日益加重,我就想我一定得找个解决的办法。我是凭借自己的直觉,不断地想,琢磨,尝试,我自己从事根艺创作很多年,这是我创作的基础,不可能把它丢掉。可是,要怎么样,才能让它贴切地传达我的内心,我摸索了相当一段时间。终于有了越来越清晰的方向,这就是后来我找到的一种方式,通过自然材料和工业材料的结合,可以实现一种极有张力的新的表意方式。这使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天地,我终于找到了一种可以与现实相呼应,并且可以准确传达我内心的不断更新的方式。

  经过这么多年的艺术实践,我自己的一点体会是,当代艺术不应该狭隘地理解为前卫艺术,或者仅仅以拍卖界的行情来论断。它的“当代性”首先是基于对于当代现实的感悟和思考。当代艺术家,他不再是传统的文人式的、个人化的审美自娱,而是要用艺术的方式介入现实,回应现实。他首先是一个思考者,是一个审视者,是一个对既存现实保持迟疑乃至于时时看到其潜在危险的地方,在某种意义上,他可以说是个思想家吧。在我看来,所谓现代性的特质之一,就是人类割裂了与自然的原始联系;人类借助于科技逐渐挣脱了地球母亲的怀抱,他一方面感觉到自身无比强大,另一方面却又陷入永久性的“无根”状态。这种分裂的处境和心灵体验使当代艺术保留了鲜明的现实感和批判立场。

月色20 136x68cm/2015.3

追序NO.5(2)

  当然,当代艺术的另外一个生存背景是文化工业和商业文明的强势崛起。这意味着判定艺术的传统价值标准发生了很大的转换,甚至当代艺术只有通过商业运作才能够实现所谓的价值。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一分为二。一方面,当代艺术既然有很强的公共性,那么借用强大的技术和传媒进行普及推广,是当代艺术实现价值最大化的有利条件。但是,如果商业化运作过度,比如传媒热炒的“天价”拍卖等,明显是消费主义时代商业资本和媒体的共谋,其实是在摧毁艺术的内质。它最直接的影响是误导了公众的接受,以为所谓艺术的价值,无非就是去比谁的东西更能卖得上价钱。这不是对当代艺术最大的伤害吗?

  还有不能不说的一点,关于“中国的”当代艺术。我的理解是,当代中国有自己的当代现实,同时她有五千年的无可替代的自己的传统,所以,中国当代艺术不能是和西方“同质化”的东西,比如叛逆、先锋、实验、个性这些都很好,但我们不能丢掉自己的传统,完全以西方的当代艺术标准来权衡自己——如果那样,我们就是做的再好,是不是也只是“模仿地比较像”而已?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我们最好的当代艺术家也只是在做这样的事情,那真的是很可悲啊!

  艺术虫: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予人视觉冲击和心灵感动的艺术都是“小我”与“大我”的融合。“小我”是指艺术家在媒材运用、表达方式、视觉语言等方面有着极为个性化的判断与选择;“大我”是指艺术家情怀博大、视野开阔,关注生命、人与自然等宏大命题,宣扬普世价值。我们认为您的创作也体现出这样的融合。您对此如何看待?

  傅新民:我觉得艺术的迷人所在,就是她能提供无穷丰富的可能性和永恒的不确定性。这种可能性和不确定性,其实就是万物之灵的人的生命性所在。艺术品将其发散出来,而观者则在这种生命性的呼吸中连接了自己的生命感。我感觉,好的艺术品,伟大的艺术品,应该就是同时具备这两方面的要素:一,她一定是艺术家个性生命的真实释放;二,她一定具有强烈的可沟通性和召唤性,能被观者所感应和吸收。按你的说法,“小我”大概就是对应于每个艺术家自身的气质、独特的感悟、体验和为此而发现的艺术形式,它必须是个性的、不可复制的、不可替代的;“大我”则是这种独特的个性表现所联结起的某种共通感、普遍性和集体无意识。其实,我的创作,倒没有有意识地去想这个问题,每一次创作是在不自觉的冲动中,在艺术直觉的导引下,摸索出最能贴近内心的表现形态。当然,当作品完成,回头再看,或者听他者言,可以感受到它的确不只是一己之思,小情小调,里面有我对现实和社会的观察和审视在里面吧。

  艺术虫:观您的作品,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您对媒材的综合灵活运动,这种运用源于您对材料肌理、质感等自然属性和艺术表现力的理解和把握,您认为媒材之于您的艺术创作意味着什么?罗丹曾言“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在对媒材的发现与发掘方面,有评论家认为您能“化腐朽为神奇”,就此您有什么心得体会吗?

  傅新民: 我有过多年的根艺创作实践,根雕艺术最注重材质的天然属性,也就是要最大化地发现材质的自然天成之美。这样的话,眼力是第一位的,此外就是怎么随物就形,以人工佐天工,最妙境界就是“天人合一”。不过,根艺创作所遵循的审美标准基本上还是传统的古典美学的范畴,与当代现实是相当有距离的,甚至有时候可能相冲突的。我在向当代艺术转型过程中,着意要突破的也在于这一点,就是怎样使传统艺术的材质、技巧、风格转换成新的东西?后来一点点思考、摸索,尝试,最后发现:如果仅仅采用自然材料本身,那么它所承载的内涵是相对单一的,材料本身属于既成之物,并且审美指向也是基本确定的,能发挥的空间也就是在局部、枝节上做些修补、润饰,至于艺术的形态最多只是在量上有所增加。所以,如果要能使传统材料承载当代内涵,必须要使材料的表意方式获得质的改变,也就是要突破它的单一性。最后我找到的方式,就是利用两种对立元素的结合(即自然材料和工业材料),一下子感觉到天地顿时敞亮许多!

  我自己的感觉是,两种对立面的存在,就仿佛以前用两面相对的镜子做的反射实验,可以彼此映射,无穷无尽。单单就两种材质——自然材料和工业材料——本身来说,其实它们已经呈现了当代人类处境的结构:人和自然的关系。它本来是合一的,但现在却日益走向疏离、分裂,人类的现实和理想也就是在这两者的关系中去把握吧。从此以后,我似乎得到艺术女神的眷顾,一发不可收拾,乐此不疲,确实感受到了创作的无穷快感。如果,我的当代艺术创作还有能被认可的特殊之处,我应该首先要感谢根艺创作和传统水墨实践给了我对于微妙、质朴的美感的熏陶和磨练,也给了我对于艺术美感的直觉。不管当代艺术有多么特立独行,我认为美感是不能丢掉的。而美感不是靠模仿来的,也不是完全是任性涂抹就好,几千年来人们承传下来的对美的欣赏、判断和接受,总有它的连续性。而我看到在有些前卫艺术家那里,艺术实验似乎已经完全超越了美的底限,变成了纯粹个人化的独白和无底线的所谓“探索”,这里面固然传达了比较充分的个性,但是一旦过了度,是不是就变成对艺术的亵渎?到底还算不算艺术呢?我是颇有些怀疑的。

  艺术虫:您在艺术创作中似乎永远处于一种“在路上”的状态,在传统艺术领域尤其是传统根雕领域取得瞩目成就后,您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广泛涉足现代雕塑、公共艺术、现代水墨等领域,并把目光投向更为深邃的层面:走向大众、叩问现实、观照当下等,您当时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您认为不同领域的创作之间有什么共通的地方,彼此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傅新民:我常常想,艺术家为什么要创作?可能有的人,确实是为自己而作,怡情养性,或者宣泄情感。但我自己可能不一样,我当过军人,也在地方上干过,跟社会方方面面的人和事有最直接的接触。我们那一代人,当年受的是集体主义思想的锻造,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到后来起起落落,和共和国一起经历了风风雨雨,然后一下子又被推进到一个市场经济的海洋里。这里面发生的变化实在是太巨大了。可能是职业和身份的关系,我的观念里面,好像比较多考虑的是集体、家国,到改革开放,我亲眼看到了经济发展带来的果实,但也看到了种种使我很惆怅、不安的方面。当我回到故乡,我发现青山绿水的村庄早已成为记忆,留下满目疮痍,更令人难过的是人们对于财富、欲望的企羡、争夺所带来的人心浮动、矛盾四起,使我们这个民族在表面的繁华背后攒聚了越来越多令人担忧的问题。而这样的体验、感觉,并不是我自己独有的,我从身边形形色色的人们的生活和精神方面,都发现了这种迷茫、怨恨、和虚无感是相当普遍的。我日益感觉到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民族,似乎越来越陷入一场新的危机,它可能不像一百年前那样紧迫、显著,但却可能并不比一百年前更具有危险性?总之,这些东西每时每刻都跟我发生接触,都使我百感交集,不由得思考、探察,到最后,它们都成了我创作冲动产生的直接来源。所以,我在人家都觉得应该颐养天年的时候,还是觉得放不下,越来越无法接受自己一直去做复制性很强的传统根艺和水墨的创作,总想做点新的东西出来。大概也就是这个方面的原因吧。

  我觉得,传统艺术确实是更偏重于审美的超越抚慰个人的心灵,所以它可以是静态的、封闭的、远离世俗的,这很符合传统士大夫的归隐情结。但到了工业时代,整个社会是建立在凭借技术合作的基础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联结变得空前的紧密。也就是说,我们都处身在一个公共空间里,再也不可能真正地成为一个避世者。那么,相应的,当代艺术就再也不可能像之前那样“独善己身”就好,它甚至要站在众人的、时代的最前列,保持对于现实的最敏感的神经。这样的话,我的理解,当代艺术不管它的表现形式多么个性化,但其立场和价值判定绝不可能是完全以个人为取舍,它不可能仅仅是个人行为,而是指向对于公共生存的关注。

  艺术虫:在现代雕塑艺术创作中,您把原始自然材料和现代工业材料巧妙结合,这样的艺术形态在当代艺术界中是非常独特的,当初是出于怎样的考量进行这样的创作?同样是这批创作,您通过运用交织、糅合、挤压等技术手段和隐喻、象征、对比等修饰手法,体现古老哲学理念和现代辩证思想,引发人们对自身生存状态与生存空间的反思。这样的艺术实践,用“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来形容也十分贴切,您对此如何理解?

  傅新民:过奖过奖,谢谢鼓励。应该说,我最后找到的这条路子,不是有事先的考量和理论上的预设。首先是因为我在传统根艺方面的积累,有这个基础。再然后呢,我觉得我可能不太安分,我其实到后面对传统艺术的某些规范越来越不满意。还有,可能天生有股子“牛脾气”,加上军人生涯磨练了我的意志,我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也是硬碰硬地去想、去钻、去摸索,一次次尝试,有失败但绝不会罢休,总之可以说是费尽踌躇。到最后,好像越来越明朗,好像路子慢慢就有了,大概就是这样。

  对艺术家来说,天赋当然是很重要,但艺术家的素养却是第一位的。旧社会外公和父亲都是教书先生,外公还是位书画家,他们对我的要求和影响使我从小就喜欢读书,喜欢思考,也喜欢文学艺术。中国古代的孔孟老庄、佛家的一些经书、包括古今中外一些小说啊,历史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只要有条件都会囫囵吞栆地去看,尤其是30至40岁这十年时间,出于责任和教育的需要,先后学习了心理学、伦理学,人际关系学、行为科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书和中外艺术史、美术理论等也读过一些,虽然都不系统,但这些东西多多少少都在脑子里。而我所遭遇的现实中种种人事、物事,有所感,有所思,就会跟脑子里这些碎片的知识挂上钩。没有这些东西,其实是没办法去观察、分析和把握现实的。所以,我的创作呢,我觉得,基本上是我逐渐对社会、对人性、对现实有一个自己的感悟,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思考。现实中种种印象、经验,有时候就是一句话、一件小事,一下子就能激起我的表达欲,要用什么形态、什么方式,似乎是顺其自然的,就是凭直觉寻找最能传达这种意念的途径。可能慢慢地,这些东西都多少是有互相牵连照应的,所以这些逻辑啊,条理啊,到后面也就慢慢显现出来了。因为当代艺术是抽象艺术、观念艺术,所以它必须要使用非常具有概括性和表意最具暗示性、多义性的方式,才能尽可能涵摄出比较多的意义。“近乎道”、“通乎神”那是太高的褒义词,我是愧不敢当。不过,至少我知道,其实不管是传统艺术还是当代艺术,这两个词永远都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流淌No.8(同源)2

  艺术虫:您的现代雕塑艺术分为九大系列:“织造”“穿行”“裂变”“蜕变”“凝固的风景”“感悟”“对话”“追序”“流淌”,各系列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彼此联结,您当初是如何构思的?贯串这九大系列的是五行相生相克的哲学思想与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这两大哲学体系反映的正是矛盾冲突与均衡和谐的关系。具体到作品,如“对话”系列作品中,您把不同媒材之间的对立状态以特定形式呈现,此处的“对话”与我们一般所言的“对话”有某种程度的偏差,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当下矛盾是存在的,但彼此和解的可能性同样存在,艺术创作的终极目标指向和谐?

  傅新民:其实,我不是理论家,更不是哲学家。我不可能是先有一番宏大的规划,然后按部就班。我只是个会做事的人,当然我还算是有一点思考能力吧。前面说的,90年代,我开始尝试对传统艺术的框范做一些突破。主要原因就是我对当时的社会上发生的剧变感触太多了。其实想想,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中国发生的变化,方方面面的,对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实在是太让人震惊了,它总是不断颠覆你的想象,所以这种强烈的刺激,大概是促使我不得不在艺术上转型的最大诱因。我刚开始只是一点一点,从一个一个作品开始,试着找到能贴近现实、贴近我内心的艺术形态,一开始当然是非常艰难,也有很令人沮丧的时候。后来是一点点进入,一点点视野打开,反复琢磨,隐约就感觉到了某种方向,也就是慢慢开窍了吧。后面的感觉,好像就顺利很多,就是只要我有想法、冲动,就可以很快的找到的得心应手的构思,至于造型方面直觉,也来自于传统艺术创作打下的底子。这么二十几年下来,一共有九大系列,算是有了一个自己的系统,即:“宇宙创造了大千世界,万物依律而行,人类认识、感悟自然。与其对话,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一个慢慢累积的过程。因为各大系列,虽然主题和表现方式不同,但背后都有我这么大半辈子的感悟、思考,我对宇宙、自然、天地、人性的观察和思考,有我对现实、对社会、对人生的感悟、理解和判断,对人的生存状态生存空间的关注。所以,虽然当时做的时候,一点一滴,后来发现好像又是相互连接、相互呼应的,是可以指向一个共同的方向。大概就是这样吧。

  我钻研传统艺术,非常深切地感受到古代人们所总结的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实在是太精妙了,这里面它点出的一点是万事万物都是有联系的,而且是永远处在变化的状态,我认为这就是所有生命最根本的特质,也是所有意义产生的前提。我成长于红色革命年代,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再熟悉不过了。它里面讲到的对立统一,虽然是来自另外一个逻辑系统,但其实同样揭示出了事物的本质在于运动。对于艺术来说,我觉得也是这样。最好的艺术品,它一定不是单一的,刻板的,而是充满了流动性、有一种鲜活的生机。所以,我在创作中大概是无意识地就会在材质的选择、造型结构乃至于作品创意方面,都会将这些东西自然地结合进去。

  至于“对话”系列,我的理解,它应该是一种开放状态,首先它是表示存在着两方面、两个要素、两种可能性,但这两方面一定是有它的差异性,并且它们之间或已经、或即将、或正在、或潜在地存在着某种关系。“对话”意味着互相的关注、积极地靠近,但也可能是互相疏离、分裂、怨弃,也可能是还未意识到对方存在的麻木、自闭,但其实也正处于一个暂时性的混沌状态而已。总之,我觉得这个词大概是最有弹性的一个词,它涵盖了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这个状态又是很多元的。所以,它不是仅仅强调两个已有特定联系的对象之间的存在吧。当然,在我这个系列作品中,我所表达的,一方面是当下现实中种种矛盾、分裂、错位、畸形的不和谐状态的呈现,另一方面,其实人类的终极目标虽然说法不同,中国古代是说“大同”,西方呢是有“理想国”、“乌托邦”,宗教里面有“极乐世界”、“天国”等等,但其实和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和合”也都是相同的吧。所以,也可以说,“对话”既是历史,是现实、是过程,更应该是指向未来的终极目标吧。

  艺术虫: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很特殊的时期。伴随恢复高考、改革开放等政策的实施,一方面,重燃人们对知识的渴求、对真理的探索;另一方面,引起人们对市场的重视、对利益的追逐,这两条线索无比清晰地在1980年代得到延伸和拓展,某种意义上说,此一时期见证了从“精神至上”到“物质至上”时代之间的过渡,您的创作似乎也体现出对这两个时代的审视与思考?具体到此一时期的艺术领域,在脱离集体意志和接受西方现代思想影响的双重语境下,个体意识不断觉醒,对艺术语言的探索逐步成为艺术家的自觉追求。谈及上世纪80年代,让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此一时期对您日后的艺术创作有带来怎样的影响吗?

  傅新民:我看到最近有人说,80年代是中国最好的时代。我想这主要是说它在文化方面以及人们的精神状态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活力。到了90年代以后,这些方面的变化是很明显的,不过,补充一下,我理解的“精神至上”其实还包括我所出生成长的五、六、七十年代,我的青春岁月是在那些年代度过,我非常深切地体会过所谓“红色”思想对人的精神的锻造,那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精神至上”吧。这样看的话,这么半个多世纪以来,从90年代开始到现在,伴随着经济发展步伐日益加快,人们在价值层面的改变是令人震惊的。五、六、七十年代,我们基本上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可以说是一种迷信,当然也可以说是一种“信仰”;到了八十年代,我觉得是开始从之前的“迷信”中走出来,试图回归理性,寻找新的方向;但很快,市场经济浪潮滚滚,我们还没找到方向,就被推到“海”里,有的人百般挣扎,有的人就顺水推舟,有的人当然是傲立潮头。而这个过程,也是中国迅速实现城市化、自然生态和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的阶段,技术革命日新月异,物质生活水平迅速提升却不均衡分布的阶段,而同时变化更剧烈的是人们的精神生态。我从传统艺术向“当代”的跨越,动力也就是来自这个巨大变动的时代带来的冲击,我的创作所表现的主题,就是对种种现实问题的回应——如果不能够对这发生的一切有所回应的话,我干嘛还要去搞创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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