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其实是在哀悼?描绘哀伤的艺术
2018年07月03日 11:59:01    作者:文/Alastair Sooke 译/林达   来源:界面新闻

  悲伤在艺术作品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主题,近来某位策展人更是声称罗丹的雕塑《思想者》其实应该叫《哀悼者》,艺术评论家Alastair Sooke借此回顾了悲伤在艺术史中扮演的种种角色。

  她看上去就像睡着了一样,一只手轻轻地支撑着美丽的面庞。不过,在佛兰德画家安东尼·凡·戴克(Anthony van Dyck)1633年为漂亮的贵妇、迪格比爵士的夫人维尼提娅·斯坦利(Venetia Stanley)创造肖像的时候,他所描绘的对象实际上是一具已经去世两天的、安睡在病榻上的遗体。

  凯伦·迪格比爵士(Sir Kenelm Digby)半夜惊闻年仅33岁的妻子噩耗,迅即唤来查理一世国王的御用画师凡·戴克,希望在“外科医生和女眷”抵达前抓紧画下妻子的遗容。

  安东尼·凡·戴克1633年为迪格比爵士夫人维尼提娅所作之《在病榻上》 图片来源:Alamy

  凡·戴克带着高度敏感投入了工作当中,对近在咫尺的死亡毫不在意,迅速滋生的尸斑也无法令他分心。他还为维尼提娅白皙而标致的脖颈配上了一串珍珠项链。此外,他也在床单边缘摆上了一朵精致的粉色玫瑰,并有意让花瓣洒落开来。这幅画而今收藏于伦敦的德威士美术馆(Dulwich Picture Gallery),依迪格比爵士之见,它乃是这位艺术家“最杰出的作品”,画中的玫瑰看起来“在转瞬之间就枯萎了,你甚至还没来得及仔细端详它……这个象征用得很贴切,恰到好处地表现出了她的遗体所处的状况”。

  直到今日,也有广为流传的谣言坚持认为,迪格比是个狂热的炼金术士,是其妻之死的始作俑者。某些观点提出,他用蝮蛇的血制成了一种混合物,希望能以此让妻子永远容光焕发。另一些看法则表示,他在几近疯狂的状态下杀死了妻子——据推测,妻子臭名昭著的乱性举动恰好让他抓个正着,正所谓“一个博学多才且精力充沛的男子有本事让妓女也从良”。皇室相当罕见地下令验尸,但其结果如今并未留存下来。

  话说回来,无论是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维尼提娅的死都让迪比表现出了一副受到重大打击的样子。他给自己的兄弟写信说,凡·戴克所创作的妻子遗容肖像“是我今后将会永远珍藏下去的伴侣”,“它白天始终在桌椅旁伴随着我……晚上我回到府里之后,又把它放在我的床边,在蜡烛的黯淡光芒下,我觉得自己简直就如同亲眼看到她的逝去一样。”

  换言之,假如迪比的这封信是真的,那么凡·戴克的这幅尺寸适中的油画——不到一平方米——便正好为一个心碎的鳏夫提供了慰藉与安抚。

  哀伤与纪念

  在凡·戴克的时代以前,也就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教堂里的丧葬性纪念物在西方艺术中主要扮演纪念、哀悼等功能,这些纪念物主要包括具有宗教色彩的绘画和雕像,聚焦于耶稣之死这一悲剧性的故事。

  米开朗琪罗那座摄人心魄的大理石雕像《圣母怜子》(Pietà in St Peter's Basilica)——此为惟一有他亲自签名的雕像,表现出玛丽亚充满怜爱地抚慰耶稣遗体的样貌——乃是其中最为动人也最广为人知的范例,不过这里也能举出许多其它的作品。米开朗琪罗的朋友、文艺复兴全盛时期的画家塞巴斯蒂亚诺·德·皮翁博(Sebastiano del Piombo)与米开朗琪罗共同创作的画在我心目中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依照最近展出此画的英国国家美术馆的说法,塞巴斯蒂亚诺的《圣殇》(Lamentation over the Dead Christ,约1512-16)乃是“史上首屈一指的大画幅夜间景观画”。月光照耀的天空与阴森沉郁的气氛十分匹配。

  现存放于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的《圣母怜子》描绘了圣母悼念她死去的儿子。图片来源:Alamy

  毫无疑问,追思耶稣这样的传统主题是艺术史上的诸多名家都涉猎过的,例如乔托、曼特尼亚、鲁本斯与伦勃朗。多个世纪以来,以某种形式触及哀伤这一主题的艺术家数不胜数,上面这几位也只是沧海一粟而已。实话说,哀伤的艺术几乎无处不在,以至于有时我们自己都会忘记自己所欣赏的对象究竟在做什么了:近来,某位策展人在大英博物馆筹办了一场新的罗丹艺术展,声称法国人创作的著名雕塑《思想者》更恰当的称呼应该是《哀悼者》,一时引起舆论热议。“仔细观察它的手部和下巴,”古希腊艺术研究权威、罗丹研究专家伊安·詹金斯(Ian Jenkins)告诉某媒体说,“如果这个人真的在思考,那他的手应该只是像杯子一样托着下巴。但这座雕塑上的手却是勉力支撑下巴的状态。这正是古希腊时期表现哀伤的方式。”

  阿诺德·布克林创作于1880年的木版油画《死人岛》取材自希腊神话。图片来源:Alamy

  在任何一家国际性博物馆的线上搜索引擎里输入“哀伤”这个词,你马上就会被潮水一般的结果淹没。举个例子,在英国的泰特美术馆网站上如此搜索一番,你会得到143个结果,它展现出了不同领域、不同时代的艺术家对哀伤这一主题的丰富多样的回应。

  譬如,在18世纪,艺术家借助莎士比亚戏剧的棱镜来透视哀伤,乃是司空见惯之事:李尔王女儿科迪利亚(Cordelia)之死在当时是十分热门的主题。几乎与此同时,19世纪画家约翰·艾弗雷特·米莱(John Everett Millais)精雕细琢的油画《奥菲莉亚》(Ophelia,1851-52)——为创作这幅画,模特伊丽莎白·西达(Elizabeth Siddal)在浴室里前后呆了四个多月——也是一幅备受赞扬、极富诗意的哀伤之视觉表达——其地位可以与瑞士艺术家阿诺德·布克林(Arnold Boecklin)的象征主义名作《死人岛》(Isle of the Dead)相媲美。《奥菲莉亚》从莎翁剧《哈姆莱特》的角度出发来描绘一位丹麦贵妇,她因父亲遇害而陷入悲伤,几近抓狂,不久后就掉进“一条如同流着眼泪的小溪”(weeping brook)而溺亡了。

  来自大英博物馆的伊安·詹金斯曾表示,他觉得罗丹的雕塑《思想者》应该被称作《哀悼者》,因为雕像的手是呈半握拳状强撑着下巴的。图片来源:Alamy

  事实上,哀伤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艺术家的核心主题之一,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是一种复杂精致的“哀悼文化”。艺术史家尼格尔·勒维林(Nigel Llewellyn)在《死亡的艺术》(The Art of Death,1991)一书里指出,“一种颇具特色的、关于死亡的视觉文化”乃是19世纪的一项关键特征—— 阿尔弗雷德·吉尔伯特(Alfred Gilbert)于1877年创作的陶俑《哀悼天使》(Mourning Angel)便是与米莱的《奥菲莉亚》并驾齐驱的另一上乘之作。

  我们在泰特美术馆的网站上进行了搜索并简单总结了一番:20世纪的艺术家也追随维多利亚时代先人的脚步,几乎不可避免地要涉猎到哀伤这一主题。馆中最重量级的藏品要数毕加索的《哭泣的女人》(Weeping Woman,1937),此画与他同年创作的另一壁画大作《格尔尼卡》(Guernica)有一定关联,后者是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完成的,意在抗议德国空军对某座巴斯克小镇的轰炸。《格尔尼卡》这幅大作表现出一种歇斯底里的情绪和悲剧色彩,它仅用了黑白两色颜料,以类似于新闻影像的方式来刻画残暴,在20世纪表达集体哀伤的作品里具有典范性的地位。它原本就打算成为一项公开的声明——但20世纪以哀伤为主题的绘画里也有不少更具私人亲密色彩的案例:例如,露西安·弗洛伊德(Lucian Freud)在1973年为其母亲画的小幅肖像目前正在泰特美术馆的“一切都太过于人性”(All Too Human)展览上展出,此画捕捉到了她在丈夫(也即画家的父亲)恩斯特(Ernst)逝世后的哀伤之情。

  弗朗西斯·培根《八月三联画》描绘了他自杀的爱人乔治·戴尔。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比较而言,同为泰特馆藏的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八月三联画》(Triptych August 1972)则试图跨越公私两个领域。培根自诩为“黑色三联画”中的一幅乃是在他爱人乔治·戴尔(George Dyer)自杀后完成的,后者位于画中的左侧。由此,这组三联画便以相当令人难忘的方式,忠实地记录下了培根的切肤之痛,他自己在画中居于右侧。同时,这幅画还具有一种超越时空的、不乏古典气息的特质:两个面目模糊的人伫立在中央的黑色大门旁边,令画作充满了一种普遍性的符号意义。

  画作中的情绪宣泄

  无处不在的哀伤也是泰特美术馆即将举办的“余波”(Aftermath)展览的核心主题,此次展览着重探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哀悼文化,并延伸至20世纪20至30年代。展览筹办者艾玛·钱伯斯(Emma Chambers)认为,战争令艺术家描绘哀伤的方式发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变化,与19世纪的风格拉开了一定距离。“这与维多利亚时代的哀悼习俗迥然不同,那时的形式主要是单个的家庭表达一种高度个体性的哀伤,”她说,“但转眼间全欧洲的每一个家庭都受到了波及。”

  米莱的《奥菲莉亚》是最富盛名的描绘濒死之人的美术作品之一。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她接着说道,此事的后果之一,就是政府试图以官方的名义来“为悼念活动建构一种适宜的视觉文化”。维多利亚时代一度深受欢迎的古典式、寓言式的丧葬人像逐渐变得过时。取而代之的,是诸如“英联邦战争治丧委员会”(Commonwealth War Graves Commission)这样的机构,它设法推行更加统一的墓葬设计及战争纪念仪式,聚焦于集体的、国家的牺牲,而非诸多个体的失落。“其后果就是高度有序、对称且控制严密的视觉语言,”钱伯斯说,“它完全远离了战场上的混乱场面,诸如随意弃置的头盔、尸体和被搅动的泥土等。”

  由埃德温·鲁钦斯(Edwin Lutyens)设计、位于伦敦白厅(Whitehall,英国政府所在地)的西诺塔普战争纪念馆(The Cenotaph war memorial)乃是这种新式丧葬文化的原型案例:“没有任何人物形象,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空坟墓,以此来代表每一个士兵,”钱伯斯说,“前来吊唁的家人可以把它当成一个通用的符号。”

 塔林·西蒙的作品《职业性失落》邀请到了21名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职业哭丧人”进行表演。

  (图片来源:Taryn Simon/Hugo Glendinning/Courtesy Artangel)

  哀伤的普遍性仍是当代艺术家高度关注的主题。2018年初,美国艺术家塔林·西蒙(Taryn Simon)的《职业性失落》(An Occupation of Loss)系列巡回演出刚在伦敦北部某地下剧场圆满结束,受到如潮的好评。这部作品于2016年首次上演,西蒙邀请到了21位来自世界各国的“职业哭丧人”——包括阿尔巴尼亚、阿塞拜疆、厄瓜多尔、加纳和委内瑞拉——并让他们在气氛独特的剧场空间的各个角落里进行表演,即便是体格健壮的观众也仍可在场内自由走动,聆听每一位哭丧人的表演。

  “从历史上看,”西蒙解释道,“职业哭丧人的责任在于指引人们渡过失落的时刻,形塑并生出悲伤。”演出进行到半小时的时候,每一名演员都依照自己的本土文化传统,开始哀号、低语、啼哭、歌唱、啜泣或是发出呜呜的声音。很快地,他们强烈的悲痛之情汇聚为了一波巨大的不和谐音,在坚固的建筑内回荡,场面动人心弦,令观众久久不能忘怀。

  “最让我感兴趣的是,”西蒙解释道,“这些声音是超越了语言的。职业哭丧人会使用诸如配有旋律的言辞这类东西,或者在字里行间带上哭声——它们既非音乐也非语言。”她暂停了一下。“这种空间感受很难解释清楚,它与语言截然对立,甚至让语言本身也显得六神无主了。”如西蒙所言,在体验到哀伤的那一瞬间,我们每个人都是“脆弱的”。“事情一下子就变得一团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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