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大展必须有的关键词,“看穿”现象级四大博物馆展
2019年01月07日 14:34:43    作者:王琪森   来源:《新民晚报》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之际,上海博物馆的董其昌艺术大展、辽宁博物馆的王羲之欧阳询书法展、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颜真卿特展、台北故宫的宋人花鸟画展齐出,可谓是“红杏枝头春意闹”,以超豪华的阵容,国宝级的展品,显示了中国古代艺术的辉煌璀璨。历代的大师巨擘们,通过当代博物馆这个平台,穿越时空,雅兴联谊,丹青流芳,翰墨留香,具有现象级的启迪意义及文化建树价值,对全面复兴中华传统文化有积极推动的作用。

上海博物馆 董其昌艺术大展海报

  高端的艺术引领性

  上博、辽博、台北故宫及日本东京国博,都是高大上的一流博物馆,在同一时段一起推出四个大型艺术品收藏展,应当讲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博物馆意识的共同彰显及博物馆职能的高迈取向。在这四个展览中,上博的董其昌艺术大展无疑是目前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因而引起了海内外的万众瞩目。本次大展在展览规模、展品规格上不仅创董其昌在海内外历次展览之最,同时在图式谱系、创作文本、历代文献、相关资料、史脉艺绪等方面都作了系统的呈现,与理论研究、学术探讨、艺术评论、文化分析、史学梳理等实现了多元组合,对博物馆的本体功能与专业职能具有重要的开拓作用及示范效应,让受众真正享受到了一次审美的饕餮大餐,也让专业人士真正领略到了一次深度的艺术巡礼。唯其如此,可以讲在国内外的 “董学”研究及“董展”系列中,具有集大成式的效应及里程碑的意义。

  独特的文化构建性

  如美国文化学家泰勒所言:文化“是一种复合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及习性。”因此,本次海内外四大博物馆所举办的四个艺术展,无论是在展览的创意与宗旨、形态与内容、意义与取向、延伸与辐射、开拓与研讨等方面,都达到了独特的文化构建性。如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于1月16日至2月24日举办《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将珍藏的颜真卿《祭侄文稿》出借扶桑。颜真卿是大唐书法杰出的代表,他的行书《祭侄文稿》被尊为“天下第二行书”。历史地看,日本书道最初源于中国,有“日本王羲之”之称的空海和尚,曾来大唐长安取经,直接书学王羲之、颜真卿。他的书法成名作《灌顶历名》,其运笔、结构就胎息《祭侄文稿》。因此,这次展览是日本书道的寻根溯源,也是笔墨精神与书学传承的一次独特的文化构建。

  积极的学术使命性

  博物馆除了具有历史传承、文化传播、审美传输、艺术传导、知识传送等功能外,还需要有深入的理论研究及积极的学术使命,这是相当重要的博物馆“内功”建设及“软实力”体现。正如文化学家韦伯所说:“文化事实的规定包含着两种基本要素,这就是价值和意义。”如台北故宫博物院于1月1日推出的《宋人花鸟画展》,展出宋人花鸟写生册页和手卷达二十多件。台北故宫在翎毛题材的收藏研究上实力雄厚,本次展览以“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为最耀眼的华彩乐章。然而,其更重要、更关键的是与之相应的学术使命:即历来有一种观念,认为中国画没有写实传统或是写真能力,因而不如西洋画。本次展览突出了宋画的写实性,如宋徽宗的花鸟就是来源于写真。除了展示图式外,还搭配禽鸟的实拍照片一并陈列,让受众可以进行绘画与照片的对比,同时亦从理论上证明了宋画的这种写实精神与宋代程朱理学强调的“格物致知”论有关,完成了从艺术展览与学术使命的相互对接和互为作用,使展览得到了艺术性的升华、理论性的建树及史学性的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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