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豪斯百年,其创始人如何改变了世界
2019年03月23日 19:24:58    作者:文/Fiona MacCarthy 译/李思璟   来源:界面新闻

  

德绍的包豪斯教学楼

  包豪斯的创始人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对各个艺术流派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人们对他的印象却是一个自大、缺乏魅力、沉迷于自我形象,甚至有点虚伪的人。他十分古板,严守纪律,却是一位不会绘图的建筑师。我花了五年的时间记述格罗皮乌斯的生平,别人总不能理解我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无法获得同情的人物。建筑历史学家约瑟夫·里克沃特(Joseph Rykwert)这样描述格罗皮乌斯:“和其他同类人相比,他几乎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特征,他缺乏幽默感的自大自负无法得到释放。”但这些固有的看法需要被挑战。为什么人们对他的理解出现了这么大的偏差?

  例如,为什么他被认为是一个毫无浪漫细胞的人物?在肯·罗素(Ken Russell)1974年的电影《马勒传》(Mahler)中,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蠢货。这样的名声来源于他第一任妻子阿尔玛·马勒(Alma Mahler)自私的传记《桥即爱情》(And the Bridge Is Love)。在这本传记中,她认为格罗皮乌斯和她另几任丈夫相比毫无是处,在她的笔下,包豪斯运动似乎是一个乏味的事件。事实上,格罗皮乌斯是一位颇具魅力的人物,例如,他后来和艺术家莉莉·希尔德布兰特(Lily Hildebrandt )和诗人玛利亚·伯纳曼(Maria Benemann)这两位格外有趣的女性保持着感情关系。对那些认为他缺乏激情的人来说,他情书中灼热的情欲一定会让他们感到惊讶。

  另一个需要澄清的迷思是,格罗皮乌斯并不是一个持有功能主义看法的、毫无幽默细胞的德国人。这种看法来源于伊夫林·沃(Evelyn Waugh)小说《衰落与瓦解》(Decline and Fall)中的人物奥托·弗里德里希·西勒诺斯(Otto Friedrich Silenus)教授,他被招募为时髦的马格特·比斯特切温德女士设计“一个干净简洁的地方”。对许多英国读者来说,西勒诺斯就是格罗皮乌斯的化身。对格罗皮乌斯的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公平的。

  格罗皮乌斯1883年生于柏林。小时候被问到最喜欢的颜色时,他的回答是“五彩缤纷”。他拥护多样性,认可生命中的各种可能性。他的大部分空闲时间都花在广泛的阅读上,他的音乐品味包括斯特拉文斯基和披头士。他是一个深受建筑历史吸引的现代主义者,1930年代在伦敦居住时,城市里的18世纪露台建筑的装饰让他着迷。

  

沃尔特·格罗皮乌斯 图片来源:Ullstein Bild Dtl/ullstein bild

  包豪斯运动来自于他自己在一战中在西部前线作战的悲剧经历。他后来将其描述为在一个“电闪雷鸣的瞬间”,他意识到“旧事物已经消失了”,唯一的办法就是重新开始。他把中世纪“建筑工人和石匠行会”(Bauhütte,专业艺术家和工匠为了一个共同的原因一起工作)的理想概念作为模板。他的民主化工艺概念也受到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影响。格罗皮乌斯最初起草的《包豪斯宣言》语言颇具野心:“让我们一同期待、构思并且创造出未来的新结构,有朝一日,它将会靠百万工匠的手冉冉地升上天堂,像一块象征着未来新信念的水晶。”

  专业建筑师和学生们一起合作的Sommerfeld House(1920-1922)项目,其染色棱镜窗和锯齿形的木质雕刻,与包豪斯更著名的简洁线条和工业化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展现了魏玛包豪斯学校雏形中非常特殊的表现主义热情。

  格罗皮乌斯把包豪斯学校视为一个可以进行创意争论和辩论的地方。几年间,他成功招募了包括保罗·克利(Paul Klee)、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约翰·伊登(Johannes Itten)、奥斯卡·希勒姆尔(Oskar Schlemmer)、约瑟夫·阿尔伯斯(Josef Albers)、马塞尔·布劳耶(Marcel Breuer)、拉兹洛·莫霍利-纳吉(László Moholy-Nagy)等人担任教授。虽然他有着强烈的艺术自尊,但创意上的艺术争论是他非常看重的东西。争论是艺术的核心,而争论所带来的紧张氛围很容易通过戏服派对和展览策划来解决,这也是包豪斯开始闻名的原因。当时欧洲也有其他进步主义的艺术院校,但没有一所学校能与包豪斯所承诺的创意自由相提并论。艺术学校作为叛逆场所的概念就源于此。

  沃尔特·格罗皮乌斯反对女性吗?这个说法最近引起了不少关注,也是我最为反对的。包豪斯的招生数据显示,女生的数量往往高于男性。不过,学校的女性员工中,只有岗塔·斯托尔策尔(Gunta Stölzl)最终成为了纺织业的大师。但其他女性老师也备受尊重,在包豪斯严格但宽容的气氛中,格罗皮乌斯创造了一个让每个人都有发挥余地的环境。玛丽安娜·勃兰特(Marianne Brandt)、玛格丽特·威登汉(Marguerite Friedlaender-Wildenhain)、安妮·阿尔伯斯(Anni Albers)都是很好的例子。阿尔伯斯最近在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的展览,给许多人带来了启示。她说,在包豪斯接受的训练给她提供了目的和方向感。奥斯卡·希勒姆尔的名作《包豪斯楼梯上》(Bauhaustreppe)就展示了学校楼梯上熙熙攘攘的短发学生,展现了包豪斯的女性友谊。

  格罗皮乌斯在魏玛的办公室(1924年) 图片来源:Heritage Images/Getty Images

  1923年,格罗皮乌斯遇到了他即将与之平等共度余生的女性。他从来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傲慢。他们在魏玛结婚,克利和康定斯基是他们的见证人,那年格罗皮乌斯40岁,艾斯·弗兰克(Ilse Frank)只有26岁。和阿尔玛·马勒不一样,她很快理解了包豪斯的意义,并受其启发,积极参与到学校的事务中,后来甚至被称为是“包豪斯女士”(Frau Bauhaus)。因为和格罗皮乌斯的年龄差距很大,所以她能够在资历高的教授和资历低的教员、学生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她的社交天赋帮助她组织起了“包豪斯交际圈”(Friends of the Bauhau),成员之间的性格冲突和频繁发生的危机值得单独出一本书了。

  格罗皮乌斯与他唯一的孩子马农(Manon,他和阿尔玛的女儿)之间的关系,足以击破他性格冷酷且自负的传言。离婚后,阿尔玛获得了马农的监护权,格罗皮乌斯只被允许偶尔探望。与女儿长久的分离,让他经历了巨大的痛苦。他把女儿称为“小马”(Mutzi),给她写的信中充满了幽默和宠爱。马农于1934年患上小儿麻痹症,第二年因病去世,年仅18岁。阿尔班·贝尔格(Alban Berg)《小提琴协奏曲》中的《纪念一位天使》(To the Memory of an Angel)就是为马农而作。对格罗皮乌斯来说,女儿的死是他永远无法克服的打击。

  汤姆·沃尔夫(Tom Wolfe)愤怒的谩骂之作《从包豪斯到我们的豪斯》,对格罗皮乌斯的名誉造成了最具毁灭性的打击。书中,格罗皮乌斯被诽谤为高楼大厦的背后推手,应该为城市的灭亡负责。该书写作的时候,后现代主义建筑还处在上升时期,对这位最著名的建筑现代主义者的攻击,让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和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名声也一同受损。格罗皮乌斯确实清晰地表明,高层建筑可以解决城市过度拥挤的问题,但他也是一位热爱自然环境的人道主义者,他对高楼大厦的看法从来不是绝对教条的。

  奥斯卡·希勒姆尔出演滑稽剧《Wieder Metropol》(1926年)时的戏服

  图片来源:Ullstein Bild Dtl/Getty Images

  1925年,在当地右翼分子的压力下,包豪斯学校迁址到魏玛北部的工业城市德绍(Dessau)。格罗皮乌斯得以在这里专门修建一栋学校建筑(现在被认为是他的建筑巅峰),也为校长和其他大师在松树林里修建了住所。格罗皮乌斯开始强调技术和艺术的融合,复兴了艺术的活力和目的。但即使是在德绍,包豪斯也面临着当地政府的恶意和资金不够等问题。这些争执让他感到疲惫,再加上对学校的未来失去了信心,格罗皮乌斯最终辞去了自己的职位。1928年,他搬到柏林,计划重新开始他的建筑事业。接下来的几年,他面对的是年龄带来的困境。

  1933年希特勒上任后,格罗皮乌斯和纳粹党的密谋程度也被广泛讨论。他确实为纳粹完成了不少建筑项目,为德意志帝国银行的柏林分部提供了设计(但被否决了),参与了宣传性质的展览《德国人,德国工作》(Deutsches Volk, deutsche Arbeit)。诱惑显然很大,而格罗皮乌斯还有一办公室的员工要养活。他不是犹太人,也没有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国。但纳粹政权否定了他信任的一切,包括他一直奋斗的艺术自由。他的先锋思想,加上他与纳粹称之为“堕落艺术家”的紧密联系,让他不得不离开德国。艾斯后来评论道,如果格罗皮乌斯留在德国,很可能会被送到集中营。1934年,他匆忙途径罗马来到英国。接下来的30年,他的生活一直没有稳定下来。另一方面,包豪斯学校最后一次迁址到柏林,在纳粹的压力下,学校不得不关闭。现在还能找到当时包豪斯的学生被突击兵带走审讯的可怕照片。

  格罗皮乌斯在伦敦北部开始了他人生三段生活中的第二段。那时他几乎不会说英文,他和艾斯只被允许带少量津贴离开德国,因此几乎身无分文。英国不同的重量和长度单位也让他感到害怕。他把英国描述为一个“没有艺术氛围的国家,蔬菜里不放盐,女人都瘦骨如柴,天气永远是又干又冷”,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格罗皮乌斯是幸运的。他们在汉普斯特德刚完成的劳恩路公寓为他们赚得了一处免费住所,这是那个时代伦敦少有的几栋现代主义建筑。格罗皮乌斯和年轻激进的马克斯韦尔·弗莱(Maxwell Fry)建立了建筑合作关系。和许多从欧洲大陆逃亡出来的人一样,他们在那个无助的时期不停地为还没有逃出来的家人同僚感到担心。因为和德国保持着官方的联系,并谨慎地选择不批评纳粹政治,格罗皮乌斯因此收到了很多批评。他仍然被监控着。

德绍的包豪斯建筑 图片来源:Jacek Kadaj/Alamy

  英国的生活也有让他感到愉悦的几个方面:许多欧洲移民都居住在汉普斯特德,他有许多朋友;劳恩路公寓也成为了北伦敦先锋派聚会的地方。住在伦敦时,他也设计了几栋不错的建筑:一栋在切尔西旧教堂路、一栋为工党议员巴恩·莱维(Benn Levy)和他的演员妻子康斯坦斯·卡明斯(Constance Cummings)设计、一栋为剑桥郡平顿乡村学校(Impington Village College)设计。但30年代中期的英国并不适合格罗皮乌斯,正如安东尼·布朗特(Anthony Blunt)为杂志《旁观者》(Spectator)撰文时所写:“英国人总体来说并不喜欢功能主义建筑(如勒·柯布西耶、格罗皮乌斯的设计),因为这样的建筑并没有家的感觉。”格罗皮乌斯一次又一次失望地失去工作机会。1937年,在接受一份教职后,格罗皮乌斯抵达美国。他充分展现了自己作为一位教育工作者、理论学家和设计哲学家的适应能力。他一直自称更能和年轻人而非同龄人合作,他在包豪斯的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格罗皮乌斯坚信发展儿童艺术创意的重要性,当时的美国已经完全接受了这种想法,但当时英国学院的艺术教育经历了残忍的资金削减,仍然在思考这种想法的可行性。

  格罗皮乌斯在哈佛大学创造了一个建筑帝国,他的学生包括贝聿铭(IM Pei)、保罗·鲁道夫(Paul Rudolph)、菲力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亨利·施得拿(Harry Seidler)、槙文彦(Fumihiko Maki)和工业设计师埃利奥特·诺耶斯(Eliot Noyes)。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和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两位年轻的英国建筑师后来在耶鲁大学与保罗·鲁道夫一同接受了教育。在英国,我们仍然能够看到格罗皮乌斯在包豪斯孕育的某些思想,特伦斯·康伦(Terence Conran)与国际仁人家园(Habitat)合作的项目旨在把好的设计放在商业街上售卖,其中就暗藏着真正的民主理想主义。更近的例子是,全世界已经见证了宜家家居推广平价现代主义设计的成功。格罗皮乌斯的影响仍然渗透在我们的生活方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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