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德赛·回归​”爱尔兰和中国建交40周年艺术展在​北京东岳美术馆开幕
2019年04月20日 13:04:29       来源:艺术国际

  2019年4月13日下午4点,“奥德赛·回归”爱尔兰和中国建交40周年艺术展在北京东岳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由爱尔兰文化协会、都柏林市议会、爱尔兰驻华大使馆、亚太基金会主办。爱尔兰驻华大使李修文Eoin O'Leary出席展览开幕并致辞。

  奥德赛——回归

  文/黄笃

  适逢今年爱尔兰与中国建交40周年之际,两国从经济到文化交往频繁、愈加深厚,取得了友好而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值此之际,两位爱尔兰艺术家Fion Gunn和瑞莲(Niamh Cunningham)与三位中国艺术家古丽斯坦、李心沫和陈庆庆联合组成了这样一个跨越地域的“奥德赛——回归”展。

  此次展览呈现了爱尔兰艺术家和中国艺术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共同面对变化而复杂的社会文化议题做出不同的思考和表现。展览主题受启于爱尔兰著名作家乔伊斯《尤利西斯》的叙事,旨在以隐喻方式展开对于两国文化的思考和表现。

开幕现场

展览现场

  众所周知,爱尔兰作家乔伊斯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其《尤利西斯》被视为世界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之作。20世纪70年代末,《尤利西斯》被译成中文,对中国文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利西斯是罗马神话中的英雄,对应了希腊神话中的奥德修斯,是希腊西部伊塔卡岛国王,曾参加特洛伊战争,他献木马计攻破特洛伊。在率领同伴从特洛伊回国途中,历尽各种艰辛,危难,十年后回到家乡。在小说中,乔伊斯以荷马史诗《奥德赛》为内在线索,以隐晦的语言讲述了青年诗人斯蒂芬寻找一个精神上象征性的父亲和布卢姆寻找一个儿子的故事。乔伊斯通过描述一天内发生的单一事件向人们展示了一幅人类社会的缩影。通过对一个人一天日常生活和精神变化的细致刻画展现了人类社会的宏伟与沉闷,以及人的英勇与懦弱。同时对爱尔兰,以及犹太的历史进行深入的思考,为我们描述了那个时代特殊的社会图景以及揭示了更深层的人性。

  当然,《尤利西斯》还拥有强烈的女性视角,对摩莉这一女性形象的描写,超越了既往文学对于女性描写的刻板模式。摩莉是一个富于启示性的反常者,她以性感和繁殖再造了爱尔兰的希望。

  虽然文学叙事有其独特语言的魅力,但它显然不同于视觉艺术的表现形式,视觉艺术图像具有不可替代的传递其中可感知的内涵和信息。可以说,“奥德赛—回归”是一个小型展览,但它凸显的是“地区、地域、地缘”与“他者、身份、主体”的关系。面对比较盛行的激进前卫主义,四位女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没有深陷前卫主义话语,而是以自身经验和感悟出发,不仅重视艺术与历史/现实的关系,而且强调艺术回归本体和视觉艺术的哲理性。在艺术家看来,与其讨论人的身份的“主体性”,不如分析人在权力和话语网络中所处的多元“主体位置“。而多元的“主体位置”并不是静态的、确定性的和孤立的,而是动态的、联系的和相互渗透的。这种不确定的现象在艺术上愈来愈反映出游牧性的特征,既存在和生长于固有清晰的文化疆界,又悬浮和漂移于泾渭分明的文化地理。因此,今天的艺术家对图像/信息的获取拥有不同的渠道或路径,既可从现实世界感受中感悟和获取图像/信息,也可通过互联网获取跨地域的图像/信息。尤其是飞速发展的高科技移动技术、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在时间、空间和速度上同步图像/信息传输不断改变人的认知维度,不断外溢的图像/信息自由飘移于网状的地理之上,这种多维的共享界面潜移默化地超越了意识形态或国家界限。这正是保罗-维威里奥(Paul Virilio)形容世界“地理的终结”(end of geography)。

爱尔兰艺术家Fion作品前

  面对这样丰富的文学遗产和复杂的社会现实语境,五位艺术家在这一展览中展现各自灵活的创作方法和个性的艺术语言。Fion Gunn创作的各类系列作品,其灵感深受著名爱尔兰作家乔伊斯《尤利西斯》的启迪。实际上,她从小时候开始就对阅读文学名著抱有浓厚兴趣,并能从中了解到许多人性的东西——通过文学所描写的探索和冒险、英雄和恶棍等故事辨明了人类在伦理、道德、自私、正义等方面的复杂心理活动。尤其是她时常从乔伊斯《尤利西斯》中感悟到一种立体的意识流“画面”,即思想、情感和记忆在文学交叉叙述中同时相遇的情景。她不断寻觅某种奇异感觉,并将之融入画面,构成了一种别样的文学图景,既使她记住一个旧世界又让她发现一个新世界。Fion Gunn几乎每一幅绘画叙事都与乔伊斯《尤利西斯》某一篇章有内在联系,但画家并不是再现文学中的内容,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主观描绘现实世界的人与事物。在贯穿着与个人家事-现实-神话-东方-性别-移民等相关的议题中,她充分发挥了自己形象思维和艺术表现力,如“都柏林海湾三联画”(Dublin Bay Triptych,2018)就参照了《尤利西斯》第十三章,描绘透过带有教堂式的窗户表现了都柏林与利物浦之间的频繁贸易。与此同时该画也无不在暗示,乔伊斯从男性和女性角度探讨了男性的凝视、性爱。然而,在“郑和之梦”(The Dream of Zheng He,五联画,2017)中,Fion Gunn采用连续图像的方法描绘了中国明代郑和的个人生活、家庭离散和被军队俘获等故事,生动再现了郑和下西洋中所展现的非凡勇气和不畏艰辛的探险经历。虽然郑和下西洋乘风破浪的探险之旅没有像“泰坦尼克号”事件那样惨烈和悲壮,但画家从另一侧面暗示了今天复杂而不确定的现实,即世界正处于危险边沿和危机状态——全球化与逆全球化、迁徙的移民与保守的民粹主义、北方与南方、中心与边缘等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类似的作品如“探险时代”(Age of Exploration no.5,2017)和“移民”(The Immigrants no.1,no.2,2017)就隐喻或暗示了我们身处不确定的严峻现实。

  另一方面,Fion Gunn的两幅绘画《阿伽门农等待》(Agamemnon Waiting)和《尤里迪斯和死亡之城》(Eurydice and the City of the Dead)分别参照的是《尤利西斯》第八章,(Lestrygonians)和第十八章(Penele),这两件作品所展现的梦幻般的叙述,或通过对画里与画外、惊恐的人与残缺的青铜雕像、凝视与被凝视的戏剧化处理以凸显人物的矛盾性,或通过对人物、花朵、穿婚纱女性、建筑拱顶或希腊柱式并置以象征爱情的忠诚。这两件作品带有“荒诞性”的叙述无疑折射了人性的矛盾心理特征——背叛、内疚、厌恶、死亡、爱情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她采用独特的表现方法将无关联或无逻辑的图像进行了重新组合,即几乎是把不同时空的形象拼贴于同一平面,营造出魔幻般的现实气息,并巩固了不同图像在共时性中的对话和叙事,也无疑与《尤利西斯》中的意识流相呼应。当然,画家以其色彩的表现力凸显了对身体本能的颂扬及对身体的感知——光与暗、意识与身体、情绪与能量的连接。她的绘画通过自然景观和微观的日常景观重绘了超现实的语言,通过对碎片和片段的非逻辑图像集合,暗喻了人的精神的脆弱性以及世界的不稳定性。

艺术家瑞莲(Niamh Cunningham)

爱尔兰艺术家瑞莲(Niamh Cunningham)作品

  作为一位在当代艺术语境下具有“破坏”与“重建”意识的艺术家,瑞莲(Niamh Cunningham)完成的“漂泊岩石”(The Wandering Rocks)系列由22张小幅肖像画组成。她深受《尤利西斯》第十章丰富而奇异的文学叙事的启发,描绘了与自己相关的生活在北京和爱尔兰的人的肖像(家人、朋友、学生、艺术家和策展人等),他们被重新塑造,其形象被比喻或扮演成不同的漂泊岩石。可以发现画家利用类似于照片组合的方法,通过一种现实与虚拟元素的组合来创造出一种带有水波纹式的幻像语言,以引发观者的惊奇之感。她的绘画蕴含了另一种解释世界的方法,图像仿佛承担着现实调查的文件,也是生活世界的存在方式。与其说她偏爱表现肖像,不如说是表达了对图像拥有何种被感知的思考,以及如何面对认知的习惯性。事实上,每件作品都积淀着艺术家的生活经验,由绘画的笔触、材料和由预先设定的题目引发出的一种连贯性。她将绘画的艺术语言和今天的生活经验相融合,表现出富有个性的视觉语言。这类肖像画系列颇有融超经验(trans-experience)的特征,其动态-碎片-重影承载着时间、空间、身份和记忆。这种异样的绘画语言并不只是所谓形式上的突破,而是它的编造带来的是对绘画主观给以碎片化处理,并内化于心的形而上破解,实现图像与记忆交合的感知力,从而建立了新的形象叙事,达到对肖像画的重新界定。与此同时,她在这样的创作中力图改造绘画的路径,截断了肖像画过于追求经典化,而是给绘画大胆注入了类似摄影的要素,使切片化形象瞬间建立起主体和语言经验的连接。她运用另类绘画的方法解构已存在的诸多艺术创作规则,建立起图像和文学平行的两个世界中真实存在的交合点。

艺术家古丽斯坦(中)和朋友在她的作品前

  古丽斯坦(Gulistan)的作品具有宁静而简洁的风格,她的作品《记忆的性质》(板上油画,2001)、《记忆中的肖像》(布面油画,2006)浸透宋元诗词的境界和欧洲古典绘画的优雅。时间的流逝和记忆的追溯被画家精细刻画在纯净的形式之中,她通过对碎片化、片段性、非连续图像的整合以建构时间和生命的连接点,从而唤起了令人着迷的神秘而遥远的事件和故事。当人们驻留在她的画面前时会不知不觉被牵入时间与空间、东方与西方的关系之中,在历史印迹和个人记忆中穿梭和切换,感悟不同的文化的诗性和韵律。她的作品承载着对生命的体验、时间的感悟,和碎片的记忆,这种主观编造的形象及其关系略显矛盾性,但其形象的联系又转变成另一种新的叙事,即在颇具尘埃般或非逻辑性的画面中表现出时隐时现的遥远与现在、古典与当代、个人与历史的交流和对话。因此,古丽斯坦的方法并不是“复兴”古典,而是把古典作为参照,从古典汲取灵光和能量,并在交融中探索绘画语言的可能性。她以一种后现代的方法回归经典并重构经典的优雅。这正反映了她绘画的美学趣味。

  李心沫是一位富有浓厚女权主义的艺术家。她一直关注女性问题的讨论。艺术家在其作品《游离》中将图片、文字、装置等作为女性主体叙述的媒介。作品记录一个女人早晨从家里出发,去探访她曾经拒绝过的一位女朋友,伴随她对一位英国情人的回忆和想象,以及沿途的所见所闻等等,如此波澜起伏的思想和感情展现了作为一位个体艺术家对于世俗社会中的抗拒和精神逃离。在中文中“游离”实际上是来自“尤利的谐音“,也犹如一个女性的名字,但这里具有动词”游离“之意,其本意指一种物质不和其他物质化合而单独存在。它以此比喻离开集体或依附的事物而存在。李心沫以这样的艺术方式暗示个体摆脱约束的自由意识,同时从性别出发重新定义社会性别,明确表达了在社会性别关系中对塑造男性和女性的标准的质疑,并大胆揭示了对隐藏于社会秩序中的男性支配话语的嘲讽和批评。事实上,这种历史凝固的话语是对女性性别的支配和压制,并导致性别隔离的结果,不仅给男性带来了局限,而且也给女性带来了束缚。

中国艺术家陈庆庆作品

  不同于李心沫那种具有张力的作品,陈庆庆的作品则流露出轻盈、飘逸和诗性的样态,她的《汉风》由非常朴素的麻线编织而成,其服饰形态从考古学上可追溯历史和文化谱系,并能从中感受到“人”的存在,生命的存在。艺术的魅力就在于赋予无生命之物以生命状态。这并不取决于精致的工艺制作,而是取决于艺术家的观念介入,即对物质与精神的主观解读和转译。陈庆庆作品中的编织因素似乎也吻合了奥德赛的故事,她几乎以一种苦行僧方式完成其作品。这就是陈庆庆在其作品中强调的一种精神性的“魂”,它才是其作品吸引人的地方。“魂”凝聚的艺术家对生命的关爱,也表达了对人的命运的难以预知和无常的宿命。她的另一作品《葬魂灯箱》(For Burying the Soul)再现了由生与死、伦理与习俗所编织和生成的一种富有神秘感和仪式感的能量场。所以说,她的作品总是传递某种奇幻而神秘的信息。

展览现场

  总之,无论以上作品是抽象性的还是表现性的,无论是理性的还是感性的,参展的这五位女艺术家在实践中或多或少把图像与文学的连接作为其观念和意义艺术表现的砝码,她们从爱尔兰和中国两个国家的角度对《尤利西斯》进行解读,以个人化的视角,运用多样的语言重构了视觉的《尤利西斯》。她们充分发挥了其想象力、判断力和表现力,并从不同角度主观或本能地表达了对生命的体验,对身份的思考,对性别政治的批判,对经典的延展,对绘画本体的重建等议题的持续实践。她们充满自信地建构了独特而个性的思想维度和艺术叙事,让人能从其艺术表现中找到精神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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